走進人群中的傳教足跡——《使命與傳承—播道會來華史（1887-1949）》讀後感

以一個不太喜歡讀歷史書的人來說，本書給我有另一種的感受，作者在寫出歷史事件外，也多了一點人性化，讓這段歷史更立體，讓讀者更深體驗當時教會及傳教者對巿民的關心是全方位的，正正就是現代所說的「整全福音」。並且過去的福音工作也是非常有創意，除我們熟悉的教育及醫療事工，也有如福音船的事工—用船隻入到內陸更深入的地區，接觸更多的人；人力車伕及苦力工人福音工作、手工藝的教授，又或是盲人學校等，不單是傳福音，更是從關顧開始，讓貧困者有生存的技能和保障，如盲人學校的工作，是看到盲人女孩的苦況，為救他們出水火而設。

王煜初曾為中華瞽女作《訴苦文》，文中訴說當中盲女之苦況：「吾料天下之瞽目，無有慘於中國之瞽者。而瞽中亦無有慘於盲女。當其學淫詞歌曲也，教之者百般虐待。故夜間不敢留一刀一索於其臥房，甚至束褲之帶亦撤之，蓋恐其自縊也。及學成彈唱之技，則限其每晚要賺錢若干，方得回歸，則其愁慘之情形，可一言以蔽之曰，迫其作無恥事，強售其身靈於魔鬼，其凄涼尚有甚於此乎!」

傳教士都很同情他們，最早為這群體開展事工；另一方面，傳教士也是受到聖經記載耶穌很關愛盲人，曾治好過不少盲人的神蹟所啟發。（299頁碼）

過去印象中教會的派奶粉食物等，都是一些吸引人入教會的小技巧。但在本書中，卻看到教會真的是進入社會，與貧困人士，尤其是戰後地區的災民，一同共渡時艱。 

「由於廣州地區農村先受到日軍侵佔，且受到嚴重破壞，原先逃難到農村的人群大批返回城市，但廣州市已被日軍侵佔，糧食物資短缺，不少教友紛紛向教會要求幫助。在播道會年報中，羅嘯川報告當時的實況：當教會信徒一個接一個回來，如何幫助他們成了一個難題：他們都兩手空空，身上的衣服幾乎都被人偷光，連一分錢也沒有；他們已被多次搜刮，沒食物和衣物，很多人都病倒，難民救災工作是最迫切的。」（224頁碼）

「一位傳教士報導情況如下：

很多我們的朋友/教友都因饑餓而死亡，90%由於營養不良。當我們在1938年底開始接手救濟工作時，也從沒想過會延續到1940年。現在米價很高，千千萬萬人都需要食物，每天大批饑餓人群蜂擁乞求一碗粥水，如果需求持續仍然很大，由於資金缺乏，國際紅十字會就會暫停對教會的資助。

我們的廣州聖經學院每早九時開始都會派發粥水予貧窮人士，他們都會帶一隻碗來，對很多人來說，這就是他們唯一的一餐，我們每星期能派發12,000份粥，有無數災民都透過教會、團體得到這樣的幫助而能維持生命，每天我都能看見到處都有一條條長龍在排隊，十分希望他們也能夠得到生命之糧！」（225頁碼）

此外，文中更真實地展示了宣教士在宣教地區事奉的難處和感受，對大量人民的貧困、飢餓、傷患卻無力救援，當中有對失救者的自責，有面對災情的無耐，或在戰爭來臨時被迫撤離的內疚等，都是作為一個宣教士內心最真實的掙扎。

「日軍雖然已戰敗撤離，但戰後廣州的社會仍是一片蕭條，民生經濟凋敝，田地荒蕪；同時1946年又遭遇旱災、饑荒與瘟疫，米價飛漲(每天至少上升5%)。傳教士在戰前已看到不少家破人亡，兵荒馬亂場面，而戰後的情況更是令人心碎，最令傳教士難以釋懷的經歷，主要是來自對熟悉的會友、中國同工的無助感，眼見他們天天在饑餓、重病生死邊緣上掙扎，內心在道德層面上受到嚴重的衝擊。」（頁碼277頁）

「當時播道會中國教牧經過深入討論，最終決定還是要求傳教士離開廣州，認為這樣對兩方都有好處。梁貴民於是作出最後決定，就是在安全情況先決條件下，即環境上仍然允許正常進行各項傳教工作及事工開展的情況下，會仍然留在廣州，直至無法再守下去時就會由廣州撤至香港。

及至1949年6月，當廣州美國領事宣佈基於政局不穩籲請公民離去後，梁貴民於是決定先行將幾位剛來的傳教士：申路德、鄭禧年、呂美節三位留在香港，其他傳教士仍留在廣州工作。

另一個傳教士也要面對的兩難處境，就是對於共產黨將迫近廣州的消息，有關傳教士是否、或者何時必須離開廣州傳教工場的決定。這問題在1938年日軍侵佔廣州後，也曾多次出現過傳教士的心坎中，這或許曾成為他們之後的心結，甚至在1946年重回廣州後，他們聽到本地信徒在戰時所面對的困難，感到自己當年的離去而未能對教會與會友給予支持而愧疚。」（278-279頁碼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