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們在言說又活出一個怎樣的故事？

一、

敘事神學的認定或前提是：神學（對上帝的認識）是透過敘述一個故事而建立，而它首先要說的，是上帝的故事。上帝的故事是由眾多不同的事件組成，甚至我們需要引用戲劇中的「stages」來講述；例如上帝在世的故事是由三幕劇組成的：創造、拯救、終成；或者五幕劇：創造、以色列、耶穌、教會、終末。每一幕都由若干事件組成。於是，這是一個有開始、有過程、有終結的連貫敘述，而非散亂無章的故事。

然後，由上帝的故事，而有人的故事。因此，敘事神學就以上帝的故事為首，然後才有人的故事。或者可以這樣說，在上帝的故事之中，才有人的故事；沒有上帝的故事，就沒有人的故事。這是按照「存有的秩序」（order of being） 來說的 。

從做神學的角度來看，我們可以有言說的神學與活出的神學。前者離開後者就變成「抽象的」，後者具體化前者而為「體現的」（embodied）。也有人視前者為「神學論述」，後者為「倫理生活」。無論如何，這兩者都是解釋信仰的不同方式，而不可完全分割開來，雖然可以分為「言說式的解釋」與「存在式的解釋」，但卻可以合二為一：「言說式的存在」，以及「存在式的言說」，亦即存在式的解釋必然是言說性的，而言說式的解釋必然是存在性的。

這兩種展現信仰的方式，彼此有甚麼關係？如果我們說：「言說式的解釋」較「存在式的解釋」有優先性，而形成一種非對等的相互關係，但這不過只是涉及了「言說式的解釋」，使得「存在式的解釋」不致落入含混不清的境況，莫衷一是，方才如此。因為我們也可以倒過來說：「存在式的解釋」較「言說式的解釋」有優先性，也不過是要表示沒有了前者，後者就成了空洞的玄思。這就是為甚麽麥乾頓（James Wm. McClendon）倡議「神學作為傳記」（theology as biography），因為離開了生命的體現，神學就只剩下空洞的言詞，變成玩弄語言的遊戲。

二、

這樣一來，故事的展現，就既是言說的也是存在的（即體現的）、既是論述的也是倫理的。問題只是，我們展現的是一個怎樣的故事？敘述之中的故事，有開始、有過程、也有終結。如果我們把故事化成戲劇，那麼它要分成幾多幕？按照韋爾斯（Samuel Wells）的講法，這是一個五幕劇的故事：創造、以色列、耶穌、教會、終末。當然，我們也可以按照使徒信經的講法，而成三幕劇的故事：創造、拯救、終成。

但是，韋爾斯的五幕劇，卻很清楚為我們展現了「教會」屬於第四幕，在第三幕耶穌之後、第五幕終末之前。這種定位很重要。教會固然不是要來終結一切，開展新天新地的第五幕，她也不是創始的第一幕，更不是律法尚未具體化（embodiment）的第二幕，因為第三幕耶穌已經來了，道成肉身在世生活正是活現了律法，讓我們知道怎樣生活。

教會的第四幕，可以說是「過渡」，也可以說是「已然—未然」（already and not yet），之所以如此，只因為她處在第三幕和第五幕之間。第三幕的耶穌指引、教導教會怎樣生活，第五幕則告訴教會，終結一切（包括消滅邪惡勢力）不是教會的使命，而是坐在寶座上的耶穌基督的工作。由此，在第四幕之中的教會，她就要養成習慣性的思維：自己是活在「過渡」或「已然一未然」之中，而不可以錯誤地以為自己是活在獨幕劇之中，並且進一步誤以為自己是活在創世、以色列、耶穌或終末的那一幕之中。否則，就會出現錯誤的倫理生活。

因為，不同的敘事神學帶來不同的敘事倫理，不同的敘事倫理體現不同的敘事神學。

三、

按照韋爾斯的講法，在基督教之中，講的是聖徒的故事，而希臘的亞里士多德（Aristotle），說的則是英雄的故事。也有人說，現代性講的是英雄的故事，後現代性講的是反英雄的故事。我們感興趣的是，聖徒的故事是怎樣的故事？英雄的故事又是怎樣的故事？

再進一步，我們可以追問：英雄的故事是怎樣的故事？他是故事的主角嗎？這個故事講的是他憑一己之力，開創歷史或撥亂反正的故事？而聖徒的故事又是怎樣的故事？這個故事是否以聖徒為主角？抑或，聖徒只是活在以上帝為主角的宏大史詩式故事之中，他配合上帝的故事而開展他自己個人的抒情式故事？歸根究柢，這裡有兩個不同的故事，但卻同樣涉及要為萬世開太平，只不過一個是上帝為萬世開太平的故事，另一個是英雄為萬世開太平的故事。

基督教講的聖徒，是活在五幕劇之中的其中一幕——第四幕，而亞里士多德講的英雄，則活在獨幕劇之中，有今生沒有來世。但是，五幕劇既是史詩的，因為是上帝宏大的故事；也是抒情的，因為在上帝的故事之中，也有人的故事。可是，獨幕劇之中的英雄，恐怕二合為一，既活在史詩之中，也活在抒情之中。於是，英雄不得不擔負成敗得失的責任，但聖徒則只需緊隨耶穌基督來生活，因為他並不活在第五幕之中。

重要的是，聖徒在第四幕之中，因著第三幕耶穌基督的出現，而知道怎樣應對邪惡的世界：「超度接受╱不一樣的接受」（over-accepting）；也因著第五幕耶穌基督帶來終末，而可以不必計較成敗得失，倒是安然跟隨主的腳蹤。所以也就不必像英雄那樣，成敗只在於他自己，因為不是只有今生沒有來世。

在上帝史詩式與聖徒抒情式這雙重的故事之中，上帝會「超度接受╱不一樣的接受」人的各種故事，而整合至祂自己的故事之中，把一切的邪惡的事情都轉化過來，也把一切的失落都收納歸回。在歷史中如是，在終末中如是。於是，上帝的史詩式故事，就並非不食人間煙火，而是在上帝的必然╱自由中包括了人的偶然╱自由。這種整合，是經過「超度接受╱不一樣的接受」的整合。整個五幕劇，就是一個上帝「超度接受╱不一樣的接受」人的故事的故事；即使人的故事多麽散亂、片碎，但上帝都「全然（轉化地）接受」。

一言以蔽之，英雄的故事，只爭朝夕。之所以有這種作為，是因為英雄活在獨幕劇的世界𥚃。沒有第三幕劇，他就只得單憑一己的智謀與勇氣迎向那惡者。沒有第五幕終末的將來，只有今生沒有來世，於是他就要拼盡所有，否則一無所有。但是聖徒的故事卻不爭朝夕，因為他知道自己處在「過渡」之中，所以恆常記念耶穌基督的已來，也恆常期盼耶穌基督的再來。他跟隨的不是一己的智謀與勇氣以迎向那惡者，因為耶穌基督已經來了。他不會放手一搏，因為他知道耶穌基督會再來，消滅那惡者。於是，聖徒就在無須計較成敗得失底下，靠著聖靈的幫助而「超度接受╱不一樣的接受」種種「既予」（given）或「命運」（fate），使之成為「禮物」（gift）或「命途」（destiny），而「玩遊」（play）於第四幕之中，出入於各種際遇之間。

四、

最後，如果提問：「在第三幕與第五幕之間，人可以選擇怎樣的態度來生活？」就我而言，這既可以是莫特曼式（Moltmannian）的，也可以是韋爾斯式的。前者是靠近儒家的：總要移風易俗，轉化世情；後者則靠近道家：對世界並不深度介入，而採取一種「不置可否」（indifference）、讓開一步（letting be）的態度。其實兩人皆重視耶穌基督的終末將來，會決定人當下的倫理生活，但為甚麼會有如此不同的在世踐行？

莫特曼在《盼望的倫理》（Ethics of Hope）一書之中，一再表示，基督徒群體要積極參與轉化世界的工作，並且批評侯活士（Stanley Hauerwas）等人的倫理觀過於悲觀、消極。筆者以為莫特曼持守上帝帶來終末轉化的結局，並由此認定歷史的轉化是可能的，故此著重積極介入。而韋爾斯同樣持守終末是上帝帶來的，但卻由此認定此世的轉化並非必然，而倡言在忠於耶穌那種「超度接受╱不一樣的接受」的教導與踐行底下，在世「玩遊」，而無需那麽「煞有介事」地生活。由此而言，我們認為，莫特曼靠近儒家，而韋爾斯就靠近道家。

原載於《時代論壇》第1949期，已獲《時代論壇》授權轉載。